□王志高

据澎湃新闻报道，近日“杨某某诉肖某某案”一审判决引发关注后，武汉大学宣布组建工作专班，全面复核涉事学生的纪律处分及学位论文问题。这起风波再次将“高校如何规范处分学生”的议题推向前台——当学生处分争议频发，程序正义才是破解矛盾的第一块试金石。

程序正义为何如此关键？它不仅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，更是对学生个体尊严的底线守护。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高校处分学生需经过调查、告知、申辩、听证（重大处分）、集体审议等环节，每一步都是为了避免“主观臆断”或“单方面定罪”的风险。比如，充分听取学生申辩，能让学校更接近事实真相；组织听证则能引入第三方视角，防止权力滥用。这些程序看似“繁琐”，实则是将处分行为置于阳光下的“安全锁”。

但现实中，程序疏漏仍是学生处分争议的主因。有律师指出，部分高校为快速平息事态，可能在调查不充分时仓促处分，仅依据单方指控或片面证据就下结论；还有的学校虽履行了“告知”程序，却流于形式，学生根本没机会补充关键证据；更有甚者，先作处分再补程序，直接剥夺学生的救济权利。这些操作或许能暂时“解决”舆论危机，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——学生因程序不公产生怨怼，学校因事实不清陷入信任危机，最终损害的是教育系统的公信力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当学校认定的事实与司法判决冲突时，程序正义如何落地？法律专家明确，司法裁判因遵循严格举证、质证程序，其事实认定具有终局效力。这意味着，学校不能以“内部管理自主权”为由对抗生效判决。例如，若法院已认定学生“性骚扰不成立”，学校就必须重新审视当初的处分依据，该撤销的必须撤销。反之，若学校处分的事实被司法推翻，却拒不纠正，不仅是对学生权益的二次伤害，更是对法律权威的消解。

回到武汉大学的案例，其“全面复核”的表态值得肯定，但更需警惕“为回应舆情而调查”的倾向。正如教育学者熊丙奇所言，“部分学校一旦出现舆情，便急于平息，与当事人进行切割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违背了依法治教的原则。”复核不是“权宜之计”，而需以“对真相负责”为核心：既要查清“是否存在不雅动作”“道歉信是否出于自愿”等细节，也要审视当初处分程序是否合规；既要评估杨某某论文的学术问题，也要追究导师审核失职的责任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，真正守护名校的校格与学术尊严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学生处分争议的本质，是高校管理从“行政化”向“法治化”转型的缩影。过去，一些高校习惯“我说了算”，将学生视为管理的“客体”；如今，随着学生权利意识觉醒，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。程序正义的核心，是承认学生的“主体地位”——他们不仅有接受教育的权利，更有对自身权益的知情权、申辩权和救济权。当高校学会用程序守护公平，用规则替代“拍板”，才能真正实现“管理”与“育人”的统一。

教育是点燃火焰，不是填满容器；高校管理是守护成长，不是机械执行。在学生处分的每一个环节中，程序正义或许不能保证所有结果都“符合预期”，但能保证每一个决定都“站得住脚”。这，才是一所大学对学生成长最大的负责，也是对社会公平最基本的坚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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